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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书籍出版业发展与繁荣原因探析

来源:出版发行研究    编辑:sl    时间:2010/9/15 10:51:15

  摘要:宋代奠定了我国书籍雕版的出版方式及雕版书籍的基本范式,为我国此后的文化传播作出了伟大贡献。宋朝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主客户制的确立、租佃制的发展,以及封建城市经济、商品经济及手工业生产的发达,催生了整个社会巨大的物质消费需求与精神消费需求,而这种巨大的物质与精神消费需求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宋朝的经济发展与商品生产。宋代书籍生产与消费的发展与繁荣正是基于这一宏观经济背景的必然结果。


  宋代书籍出版业的发展和繁荣,是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全面发展的产物。社会的进步,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环境及条件和因素。宋代整个社会的基本因子,都可以在其出版业中得以蕴含或显示;尤其是宋代社会的新质,更能在其出版业中得以体现。宋代出版业不仅是宋代物质生产的典型代表之一,而且更是宋代精神生产与文化生产的典型象征。它生产了技术,更生产了新的文化、观念与意义。


  笔者认为,宋朝书籍出版业发达的原因,可以析为以下八个方面。


  一、重文政策


  宋代立国之初,即确立了以文立国、以文治国的基本国策。终宋之世,未改初衷。欧阳修于嘉祐五年在其《免进五代史状》中称宋代为“文治之朝”。这是宋朝文化事业——书籍出版业发达的根本原因。宋朝诸帝以天子之威,躬亲示范,在访书、藏书、著书、雕书(印书)、读书方面不遗余力,将之作为实行文治的主要方略。宋太宗倡言:“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苛无书籍,何以取法?”“国家宣明宪度,恢张政治,敦崇儒术,启迪化源,国典朝章,咸从振举,遗编坠简,当务询求,眷言经济,无以加此。”宋代书籍出版业的发达,首先就是宋代重文政策的必然结果。


  宋朝建立了一整套文官制度,建立了一支庞大的以文士为主要官员与职员的官僚队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人官僚体系。著书、藏书、雕书、印书、交流书……凡此种种,正是文人雅士最基本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乃至工作方式。宋朝这支占绝对优势的庞大文人官员队伍,不仅从政治制度上,而且从作者、出版者、传播者、读者诸方面,为宋朝书籍出版造就了一支具有等量效应的国家出版团队。换言之,宋朝的文官体系,不仅是宋朝最大的作者队伍,而且也是宋朝最大的读者队伍。从政府出版的角度考察,这一队伍又是宋朝政府出版人力资源(智力资源)的主体。例如,宋朝编纂并出版的举世闻名的四大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所有参与编纂的人员,无一不是文人官员。又例如,宋代的著名作者,如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朱熹、洪迈……无一不是文人官员。以宋朝一国之官员队伍作为其书籍出版的人力资源(智力资源)库,岂有书籍出版不发达之理乎!南宋地方官往往以校雠刻书为美绩。宋王明清指出:“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传录,仕宦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


  二、科举制度


  宋朝扩大、创新并完善了科举制度。据杨渭生先生《宋代文化新观察》一书研究:宋代自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度宗咸淳十年(1274年),凡三百十四年,举行科举考试一百十九次。李弘祺教授所著《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一书计算宋代科举登科总人数为九万二千八百零八名(包括进士、诸科和特奏名)。


  如上所述,宋朝通过科举考试确实选拔了一大批人才,涌现了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从这点上说,宋代科举考试达到了其预期的目的。”


  科举制度确立了宋朝读书人的基本学习范式,造就了他们基本相同的学习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在此同一学习范式及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主导下,宋朝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读书人世界。这个世界是宋朝科举学习类书籍生产与销售的“天堂”,当然也是其他书籍生产与销售的巨大市场。中举入仕者尽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它并不排除这个“世界”的总量对于书籍需求的价值与意义。而且,中举入仕者一旦成为了上述文官体系的一员,则又以文官体系的因子显示出其对书籍出版的价值与意义。


  从另一视角考察,科举制度是一种学习制度;既然是一种全社会信仰的学习制度,则其必然需要与之相应的大量书籍,从而成为促进宋朝书籍出版发达的重要动因。


  三、平民教育


  宋朝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央官学外,宋朝有州学234所,占州数的72%;有县学516所,占县数的44%。全国学校林立,不仅城市中建有各类学校,而且在广大农村,乃至穷乡僻壤也有多种村学、乡学、私塾、义学、家馆、冬学等。宋人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三教外地》中形容道:“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分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陆游写诗描写乡村中的教书先生曰:“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于此可窥村中小学的教学情景与氛围。


  专家研究指出,宋代地方学校教育“在世界社会教育史上放一异彩,而对于近千年来中国文化的渗透平民阶层,贡献最大”,“宋代兴学,奠定了中国文化近千年来广大和深厚的基础。”


  教育及教育的普及程度是一国文化繁荣的基础。宋朝教育体系的完整、学校种类之多、办学方式之多、教育普及程度之高、学习人数之巨大,都是空前的。如此庞大的宋朝教育规模,其教师与学生必定需要大量的教学书籍以及相关书籍。同时,所有上过学的学生累积起来作为一个具有阅读能力的社会群体,其对书籍的现实需求与潜在需求也必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四、手工业生产的发达


  宋朝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主客户制的确立、租佃制的发展,以及封建城市经济、商品经济及手工业生产的发达,催生了整个社会巨大的物质消费需求与精神消费需求,而这种巨大的物质与精神消费需求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宋朝的经济发展与商品生产。宋代书籍生产与消费的发展、繁荣正是基于这一宏观经济背景的必然产物。


  宋朝的手工业生产比前代有了新的进步。手工业作坊种类繁多,其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均超过了前代。生产技术显著进步,手工业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也大为增加。在宋朝手工业生产普遍进步的基础上,宋朝形成了一门具有社会普遍价值的新型手工业生产领域——雕版印刷业,而与之密切相关的造纸、制墨、雕镂等手工业也获得了新的发展。虽然雕版印刷业大致在隋末唐初已经产生,但是真正形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手工业门类,应该讲还是在宋朝。例如在北宋京城东京繁华的大相国寺,在北宋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上鳞次栉比的手工业作坊阵营中,即有雕版印刷手工业的身影。因此,宋朝手工业的发达不仅为雕版印刷这一新兴的手工业提供了一般的产业生成背景与基础,而且也必然包括了这一手工业家族中的新锐成员。


  五、文人生活方式


  宋朝文士遍天下,层出不穷。宋朝由此形成了整个社会特有的文人情趣、文人雅好、文人审美格调、文人精神追求、文人意义空间——形成了宋朝的文人生活方式。兹以苏轼为例,举凡写诗作文、观花赏景、品茗论道、写字论画、美食烹调、阅读书籍、收藏笔墨、吟风弄月、追怀往古、纵议时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一派典型的文人生活情调——一种专门的文人生活方式。这种文人生活方式的精神、意义与精髓,在宋朝的文人书法、文人绘画上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独占风骚。在文章方面,只要读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周敦颐的《爱莲说》、韩元吉的《武夷精舍记》、陆游的《入蜀记》……则宋朝文士之风神,即迎面而来。


  书籍是其时文人生活方式的最佳媒介。在宋朝文人的生活方式空间中,始于书籍阅读,而以书籍阅读为中心的文化生活,已经呈放射状地远远超越了对书籍文本的阅读,而发展为对世界万象的阅读,并由此确立了宋朝文人的阅读世界。反过来,这一世界对宋朝书籍的意义生产及传播,其力量之巨更是可想而知。


  此外还有一点,就是宋朝的学术,学人有“宋学”之称。它不同于汉唐之学,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旨在于意义的创造,在于学术主体个性、才情、学养、识见与思想的自由发挥与提炼。这是一个学者个性张扬、思想自由、意志独立、品性坚定、文气弥漫、心通宇宙的时代。在学人众多、学派林立而又最终归为一体的宋朝学术总体中——在“月印万川”式的宋朝学术原生态与学术“镜像”中,书籍生产与书籍意义的位置盖亦可想而知。宋朝繁荣的学术促进了宋朝书籍的生产,特别是书籍意义的生产;反之,宋朝生产的书籍也促进了宋朝学术的繁荣景象。


  六、科技进步


  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宋代在印刷术、指南针、火药、数学、天文、医学、药物学、化学、建筑学、造船等多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科技成就。


  宋朝的科技进步不仅表现在诸多具体的科技创造及其应用上,而且更主要地体现在知识分子对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科学研究意识上。宋朝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包括应用科技领域的科技劳动者,甚至诸手工业生产领域中的技术工人,似乎普遍形成了一种共同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乃至技术商品化的共性意识、思维与精神空间。例如伟大的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布衣毕昇,就是以一个普通手工业生产技术工人的标准社会身份被沈括记录下来的。


  雕版印刷术及活字印刷术作为人类媒介技术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一种在宋朝得到了普及并形成了一种完善而成型的手工业生产技术,一种在宋朝前母技术的基础之上的创新发明——绝非偶然,而是宋朝科学技术全面进步的必然结晶。例如印刷术,如果没有造纸技术、制墨技术等相关技术的配合,就将无以施展其水平。实际上,印刷术应被理解为一种综合技术,即包含了造纸术、制墨术以及雕刻技术等相关技术在内的一个技术体系。细析之,如制墨术则又必然涉及到化学技术及烧造技术等。


  宋朝的科技成就中,印刷术显然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成就之一。美国史学家亨利·查尔斯·李亚在其《基督教中圣职人员的独身史》一书中指出:“印刷术的发明使只受过一丁点教育的人,都可以读懂神圣的经典,供其求知和解说,使思想家和革新家能够吸引读者,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到遥远的地区。”此一意义上,宋朝正是人类历史上这一知识普遍得以传播时代的开创者和实现者。


  七、城市繁荣


  宋朝城市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两宋都城开封、临安全盛时都是人口逾百万的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苏州、成都、鄂州、泉州等城市的人口数量超过了40万~50万的水平线。洛阳、大名、江宁、潭州、福州、广州,居民数当在10万以上。大都市之外,宋朝还形成了大量的城镇中心。县以上城市总量至少在1150个以上;人口在1万以下的城镇,总数大约3000个。北宋小镇的总数肯定突破了1900个;南宋小镇的总量,至少有1200~1300个。南宋集市约有4000多个,北宋集市大约有5000~6000个。


  宋朝城市的繁荣不仅为书籍生产提供了城市空间,从而使书籍生产中心赖以形成;而且也为书籍消费提供了城市人口集合意义上的需求总量。同时,城市还为宋朝书籍的销售与传播提供了空间交通上的中心地位,以及文化传播上的中心地位。这也正是宋朝书籍生产与销售中心主要集中于汴京、临安、成都、眉山、建阳等城市(镇)的原因所在。其实,宋朝城市之繁荣所赋予书籍生产乃至文化生产的意义与价值远非如此直观、单纯,而是更综合、更丰富、更巨大。


  八、阅读风气


  宋朝形成了全国性的阅读空间与阅读风气。兹举几例,以见一斑。宋太宗自言“他无所爱,但喜读书。”《太平御览》编成后,他以“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学者读万卷书亦不为劳尔”的意志和决心兑现了他的诺言。宋真宗更是亲笔写了一首劝学与读书的千年传颂的诗歌《励学篇》: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这首诗成为了宋朝乃至后代多少读书人的座右铭乃至麻醉剂。


  宋朝女子读书也很普遍。除了李清照这样的高级女知识分子外(李清照读书、研究的具体情况见其《〈金石录〉后序》一文),一般女子读书亦很常见。一只宋代三彩瓷枕上,所绘正是一幅宋代女子读书的情景图:几抹柳荫下,一位女子斜倚卧榻之上,正在十分恬然地捧读一本书……这是对宋朝一般女性读书的一幅典型的写照


  南宋时人作诗形容学校之多与城市(镇)的读书状况云:“学校未尝虚里巷”、“城里人家半读书”。


  宋朝形成的社会阅读空间与阅读风气,表明其社会阅读率普遍高于前代——这与宋朝书籍的生产与消费是成正比关系的。


  上述八个方面以综合的方式共同作用,从而促进了宋朝书籍生产、销售与消费的立体式繁荣——形成了宋朝一道灿烂的文化景观。当然,书籍生产、销售与消费的发达,同时也生产并塑造了上述八个方面的价值与意义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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